出差在外的丈夫在辦完差事返程途中，突發疾病，靠呼吸機維持呼吸和心跳，經過十多天的救治仍未見好轉。妻子忍痛簽下放棄治療同意書后，丈夫在醫生撤走呼吸機5分鐘后便離開了這個世界。妻子認為丈夫的遭遇符合工傷認定情形，向有關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，但收到的卻是一紙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。歷經行政復議，法院一審、二審和再審，歷時5年，最終才換來一張工傷認定書。近日，因該案的辦理取得了良好效果，被最高檢列入“工傷認定和工傷保險類行政檢察監督典型案例”（2021年07月07日《檢察日報 》）

對于搶救超48小時死亡，能不能認定工傷的問題，爭論由來已久。類似情況在全國有各種不同的判決，有判決支持工傷認定的，也有不支持的，同案不同判現象嚴重。具體到這一案件，人社部門和司法部門意見不同。不同層級的法院判決也不一樣。甚至在抗訴的檢察院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。對于這樣一個案情并不復雜，事實一目了然的案件，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大的分歧呢？

認為不應該認定工傷的，依據是《工傷保險條例》。認為梁某突發疾病經搶救超過48小時死亡，不符合工傷認定條件。因為根據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第十五條規定：“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，突發疾病死亡或者突發疾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。”梁某是在經搶救48小時后才被宣告死亡，不符合視同工傷情形，對上述法律規定不應擅自擴大解釋。

而主張認定工傷的，理由也很充分。一是遵循立法目的。認為《工傷保險條例》本質上屬于一種社會保障，應當向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傾斜。二是符合公序良俗。家屬沒有在48小時內放棄搶救，而是繼續盡最大的努力挽救生命，體現了對生命權的尊重和保護，又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倫理道德。三是實現辦案三個效果的統一。從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感受出發，努力做到情、理、法的融合，實現辦案三個效果的統一。

認為不該認定工傷的，是緊扣法律條文。認為該認定工傷的，是從立法初衷、人文關懷和社會效果的角度來講的。實際上，這還是一個情、理、法的問題。到底該講情，還是講理，還是講法，也成了這個案件的焦點問題。梁某最終被認定為工傷，是檢察機關在權衡情、理、法的基礎上，追求法律認同、社會認同和情理認同，據理力爭的結果。這也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認知。

目前，梁某的案件已經劃上了句號。但是，對于搶救超過48小時死亡，能不能認定工傷的問題，爭議可能還會持續——因為這個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。以后出現類似梁某的案件，會不會還要通過5年的時間來換取一紙認定，誰也說不清。因為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的規定還擺在那里。

對于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的關于“48小時”的規定，已經到了該修改，或者該有一個明確司法解釋的時候了。不然，同案各持己見，同案不同判，不僅影響行政和司法的形象，浪費社會資源，也會產生不良的社會效果。如果遇到下一個案件，是不是需要再花5年的時間去爭論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