審視這起工傷糾紛，真正焦點并非腦死亡標準，而是“48小時”規定。

又是一起因“48小時”導致的工傷糾紛。2020年2月，廣州一公司保安李祥飛凌晨突然發病，兩次手術搶救后，醫生明確告知家屬和公司“病人已經不可逆轉地腦死亡”。但其妻子吳玉蘭沒有選擇放棄。李祥飛死亡后，白云區社保局及區政府均以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為由，拒絕認定工傷。吳玉蘭告上法院，要求撤銷《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》及相關行政復議，一審和二審法院均給予支持，認為應當認定工傷。目前，吳玉蘭正在等待新的工傷認定書。

從法律條文上講，社保部門的主張也并非沒有道理。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第十五條明確規定， 職工有“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，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”等情形的視同工傷，按照有關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。考慮到醫院對李祥飛的實際搶救，從2020年2月22日4時2分起至2月24日11時36分止，時間超過了48小時，那么不予認定工傷，也算是于法有據。

問題是，真正意義上的搶救時間，其實并沒有超過48小時。根據醫院方面的《死亡記錄》，李祥飛在2月22日16時第二次手術術畢轉入ICU時，已無自主呼吸，“第二次手術完了之后，醫生就跟我說他已經腦死亡了”。從醫學上講，一旦腦死亡，無論采取何種醫療手段，都無法挽救患者生命。醫療界普遍認為，與心臟死亡相比，腦死亡顯得更為科學，標準更加可靠、規范。如果將腦死亡作為醫學搶救的終點，對李祥飛的實際搶救時間，不過十多個小時，所以李祥飛不該被排除在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之外。

審視這起工傷糾紛，真正焦點并非腦死亡標準，而是“48小時”規定。1996年7月，勞動部發布的《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》，并未將搶救時間長短認定為工傷要件。之后，將“48小時”規定寫入《工傷保險條例》，主要考慮的是救治時間太長，工傷因果關系不易認定。可是，一旦布設了這個時間節點，卻等于人為地給醫院和家屬設置了一道人性難題。憑借現有醫療技術，特別是體外膜肺氧合治療技術，病人多撐個幾天并不是難題，但傷病者及其親屬權益卻難以保障。

勞動立法的核心，是最大程度保護勞動者的權益。一個本分的勞動者，為企業辛苦工作，為此遭受了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，就因為多搶救了幾天，連工傷也算不上，拿不到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，既不符合情理，也有違人本主義的法治精神。就這起糾紛而言，李祥飛去世后，留下妻子和三個孩子，今后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，而他所在企業，連社保也未給他交，按照企業方面的主張，也就是給個兩萬元“人道主義補償”了事。作為司法者和執法者，應秉持法律精神，給予勞動者更有力的支持，而不是被個別條款束縛手腳。

立法是時代的回響。這些年，因“48小時”引發的工傷糾紛并不少。在實踐中，也有通融之舉，如2008年，工程師肖文旭在開會時突發腦溢血，搶救3天后死亡，廈門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認為，利用呼吸機延續病人生命超過48小時后死亡的，理應視同工傷。但是，這種做法仍缺乏明文支撐。從長遠看，有必要修改相關法規，科學合理認定工傷，給勞動者更多的人文關懷。  

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柳宇霆（法律學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