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某是某運輸公司隨車裝卸工。在一次外出裝運鋼材等待其他車輛承重的間歇，他躺在車后避陰處休息（事發(fā)后稱是發(fā)現(xiàn)車后箱滴油而在查看和檢修），駕駛司機不知情倒車時將宣某碾成重度傷殘。宣某申請工傷認定并享受工傷待遇。勞動行政部門認為宣某是裝卸工，工作職責并非車輛修理，是因工作間歇休息地點不當造成傷殘，不符合工傷范圍，不應認定為工傷。宣某不服提起行政訴訟。

一審法院認為，宣某的受傷情形不屬于工傷排除范圍，就應當認定為屬于工傷范圍，撤消了勞動行政部門不予認定為工傷的結論。勞動行政部門提起上訴，二審法院則認為，工作間歇是職工勞動過程中的客觀需要，為工作的一部分，用人單位應當為職工提供必要的休息場所。宣某雖屬休息地點不當，但用人單位應當承擔責任。同時，根據(jù)工傷保險保護弱勢群體權益的立法原則，認為宣某所受傷應當認定為工傷，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判決。 本案認定中的分歧既源于對“工傷”在理論上的不同解釋，也囿于對現(xiàn)行法條的各自解讀。 在理論上，人們將“工傷”界定為因工作原因受到的傷害，也稱為職業(yè)傷害，是指勞動者在生產、勞動過程中，因工作、執(zhí)行職務行為或從事與生產勞動有關的活動，發(fā)生意外事故而受到的傷、殘、亡或患職業(yè)性疾病。實踐中人們進一步把“工傷”簡化為“在工作時間、因工作受到傷害”（如我國）①；或者更直接表述為“因工作受到傷害”（如德國）。這二者的共同點是強調了“因工作”受到傷害，不同點在于前者在時間上有所要求。 即使我們將認識統(tǒng)一到工傷是“因工作”受到傷害上，似乎也不能本案的分歧。因為如何界定“因工作”仍然是一個有分歧的問題。如果我們將“因工作”嚴格化，實行從嚴解釋的原則，就會嚴格限定“工作”的范圍。因為它要求受到傷害的勞動者必須在受傷時正在從事其本職工作，而且其行為與其本職工作還必須具有“直接的”、在時間和空間上都“不間斷的”、“無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”的聯(lián)系，如司機必須是正在開車；車工必須是正在操作車床，鍋爐工必須是正在燒鍋爐。這樣倒是簡單了，卻會極大地損害勞動者的利益，也與人們建立“工傷”賠償制度的本意不符。 “工傷”作為一項社會保險制度源于德國，1884年德國頒布的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工傷保險法《事故保險法》就明確規(guī)定：勞動者受到工業(yè)傷害而負傷、致殘、死亡，無論過失或責任在何方，雇主均有義務賠償工人的收入損失，傷殘者均有權獲得經(jīng)濟補償。它著眼于勞動者受到的傷害來源于工作，而并不強調勞動者所受傷害僅限于其自己的工作。這已經(jīng)成為各國工傷保險賠償中普遍遵循的原則和制度。比如，勞動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傷害均被認定為工傷；因公外出期間突發(fā)疾病造成死亡或者經(jīng)第一次搶救治療后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認定為工傷等。②之所以把勞動者的這些傷害也認定為工傷，是因為人們視勞動者的“工作”行為為一個整體，勞動者的“工作”包括了勞動者直接“工作”和為了“工作”而為的行為。“工作”在這里是指“工作”和“為了工作”。 此外，在工傷保險法中“因工”與“非因工”的區(qū)別最終都應當歸結到“職業(yè)傷害”上。而“職業(yè)傷害”是與工作環(huán)境、工作條件、工藝流程等相關聯(lián)而受到的傷害。③ 對“工作”的這種理解和解釋既是必要的，也是公平合理的。因為無論是勞動者的工作行為或者是其“為了工作”的行為都是為了實現(xiàn)用人單位或者雇主的利益，而且也都是在用人單位或者雇主的安排、指揮下所為的行為。因此，對于工傷認定中有關“工作”的理解應當擇其廣義。對此，我們從日本的一個案例中更能得到清楚的結論。2000年7月29日黎明，24歲的韓穎從打工的飲食店完工后走回住處，途中被一騎自行車的男子搶走提包，韓穎追趕了三十多米想奪回提包，但卻被該男子用刀刺中腹部等三處，一小時后死亡。歹徒逃逸。同年8月，來日本為女兒治喪的韓林琪以“上班災害”提出工人災害補償保險申請。日本有關方面通過對事發(fā)當天的情況進行調查，認為事件發(fā)生在行人較少的場合，表明上班途中伴隨著潛在的危險性，確認在大阪被歹徒殺害的中國女留學生韓穎屬“上班災害”，并向她的親屬支付工人災害補償數(shù)百萬日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