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6月，在棲霞區某企業做保安的楊先生（化姓）在單位值夜班時留下一封遺書自殺身亡，由于楊先生患有抑郁癥，他的死亡到底能不能算做工傷，死者家屬跟企業進行了交涉。最后，在棲霞街道司法所的調解下，楊先生家屬獲得了20萬元賠償。

     2012年6月份的一天，和楊先生一起值夜班的同事起床發現楊先生床上沒人。床上放著一張紙，拿起來一看竟是一張遺書，上面寫著自己患有抑郁癥，生活太痛苦，有了厭世情緒，才選擇自殺。后在場內一廢棄倉庫發現楊先生尸體，企業隨后報警，并把楊先生的死當做工傷上報了。但是，讓企業和楊先生的家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市工傷管理處通知企業，此類自殺身亡事件不在工傷范圍以內，不能認定工傷。企業也以此回復為依據，認為自己企業無責，沒有給死者家屬賠償。

    這樣，楊先生的家屬帶著死者的遺像到企業要說法。死者家屬認為死者是在上班時間而且死亡的地點也在廠里，企業有責任，要求企業按照工傷或者參照工傷處理，要求廠里賠償人民幣50萬元整。而且死者家屬還指出，北京有類似案例，患有抑郁癥死者在上班時自殺身亡，但是經過法援判定，企業要按工傷標準賠付。但是企業堅持認為，自殺是死者的個人行為，與企業無關。作為企業認為可以在人道主義上補助人民幣5萬元。由于賠償數額分歧較大，雙方矛盾加劇。

    后雙方到街道司法所調解，在了解完全部的案情之后，調解律師指出，關于工傷的認定需要有3點，即指在工作時間，工作地點，以及工作原因，造成企業員工死亡，應該算做工傷。但是在上班途中出現意外，也認定為工傷。以楊先生的行為來看，無論是企業還是家屬，都不能認定工作是否是造成楊先生患上抑郁癥的重要因素，所以堅持要求對方按照自己的數額進行賠償，都不盡公平。此案和北京的案例區別是，北京的案例，死者家屬提供證明，死者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患上了抑郁癥自殺，企業必須做出賠償。而楊先生的案例，就算工傷認定部門不肯認定，但是企業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，應該對死者家屬做出適當的賠償。通過三天艱難地調解，企業表示考慮到死者家庭實際困難，答應死者家屬補助人民幣20萬元，此糾紛最終得到圓滿解決。 （龍虎網）